在远古文明的满天星斗中定位三星堆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当在三星堆看到这些超出我们认知和想象范畴的器物，我们不得不去深思：如何理解三星堆文明？它在中华文明中居于何种地位？与中华远古时期的其他文明是何种关系？

青铜神兽

由于三星堆的器物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有人对它是否属于中华文化圈提出疑问，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它是“来自外星的文明”。对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介绍称，近年来三星堆研究院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在祭祀坑年代测定、青铜器铸造工艺、金器制作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再次实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多元一体，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放在中华远古文明“满天星斗”的背景下，三星堆文明处于一种什么地位？多位学者认为，三星堆的独特性并非孤立现象，需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去认识。“多元”这一认知本身就蕴含着对区域文明自身特色的预设。三星堆的符号元素，如神树、面具，虽形式独特，但其文明内涵与中原文明及中华文明的其他部分存在着深刻关联。三星堆的“独特性”是“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的体现，而非与“一体”相割裂。王献华表示，三星堆文明独特性的意义在于，它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证明中华文明是由多元路径共同推动发展的结果。

很多人强调三星堆文明的独特性是出于猎奇，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与其他中华早期文明有相当多的同质性。在2025年三星堆论坛上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201年—公元前1012年，也就是晚商或传统所说“商周之变”的时期。这为对比三星堆与同期中原青铜器提供了依据。研究还发现，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来看，三星堆与殷墟的青铜器运用了类似的技术，其合金比例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

从青铜器的器型上来看，三星堆文明中的青铜尊、青铜罍的造型，基本上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只是在纹饰风格上附加了许多古蜀人的创造，如在青铜器的表面装饰以龙、虎、鸟、大眼兽面纹等神秘动物图像。“三星堆先民对于中原青铜礼器制度并非一无所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认为，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双手顶尊置于头顶的青铜像，由此表明古蜀先民显然认为“尊”这种器型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且受到特别的尊崇，这与中原青铜文化使用青铜容器作为礼器有着同样的意义。

在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唐自华对三星堆出土红玉髓的化学组成开展大范围调查，认为其原料可能主要来源于燕山造山带，部分来自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中亚造山带。学者们认为，这是理解三星堆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线索。随着研究日益深入，学者们如今已愈发清晰地认识到，中华远古文明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十分发达，其中就包括三星堆与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交流。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戈、多孔玉刀等仪仗用具，与中原夏商文明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

数千年前的三星堆文明竟然可能与数千公里外的燕山产生联系，这验证了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王献华举例道，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曾提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中华文明力量场”的概念，并将童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视为“中华文明大动脉”之一。而成都平原和燕山地区其实都位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附近，二者之间产生文化交流再正常不过。这种交流的存在，实际上预示了中华文明最终走向“一体”的内在必然性。

现代人对三星堆文明感到陌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后来并不常见。因此，有人认为，这一文明消失了。但在王献华看来，三星堆文明并未消失，而是融入了更为广袤的中华文明之中。目前的证据至少已能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后世影响并不局限于四川盆地。通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以及其他可能的路线和方式，三星堆传统还影响到了更为广泛的区域。

青铜大面具

‍王献华则认为，“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关键机制，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演进历程反复印证的必由之路。三星堆与中华文明、其他地域文明之间的互鉴，是符合真正文明互鉴标准、具有必然性的文明互鉴现象”。他表示，从三星堆文明中，我们既能看到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与融合性，也能发现其在形成过程中多元路径并行的特点。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等并存发展，各自在宗教、艺术、技术等领域开拓创新，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尽管三星堆文明在商周之际走向衰落，但三星堆文化元素不仅在后续的古蜀文明中得以延续，更融入中华文明整体，成为中华文明生命力与延续性的有力见证。